寻找安德烈

周六去看了阿凡达，活脱脱的美式思维的美式大片。影片里未来的美国还如同现在般以为凡事皆以美国为准绳，一副霸权主义（甚至殖民主义）的嘴脸。中国何尝不是潘朵拉星球一般被美国所强暴呢——可中国还是与美国处在同一个星球的文明呢，美国的对咱的理解还太欠缺。抛开政治不谈，对人性的剖析还不很深刻，不够细腻。影片结束是少数地球人叛逃，领导异族战胜本族，取得的和平不过的暂时的，根本未击中星球大战核心问题，既没尊重文明，也没找到新能源，而且第一个“叛逃者”恰好是身体残疾，变身纳美人再度拥有健康的双腿本身诱惑很大，更别提还有美人投怀送抱。阿凡达本来有机会更伟大的，最后却沦为只是电影技术史上的划时代作品，艺术上显得力不从心了。

言归正传。很快就要启程去美国了，第一站是波士顿。17号先投奔ao同学，18号到21号在哈佛开会。

第二站是纽约。22号下午要去拜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我实在没有料到人家能理我，看到他回复倒把我自己吓到了。本来只是想能钓一两条小鱼聊一聊做学问的事情，结果上来的是条鲨鱼，可不就手足无措了么。现在临行前压力更大了，都是自己找的，总要做更多的准备才能聊得起来，总担心会跟学术权威鸡同鸭讲。还得跟有经验的同学多请教，准备一下应急预案，万一冷场怎么办。反正去是肯定会去的，先尽量准备，也不怕结果太坏，仗着年轻，脸皮还可以厚一点。敬请期待后续报导。

第三站是华盛顿了，本专业的人最该去的地方，不需要解释。

目前要做的准备的包括，两个演示，一个研究计划，一篇中期作业，还要读那位教授的书和论文，还要好好庆祝一下春节。时间紧迫，怎么看怎么mission impossible。我真是太爱给自己到处找压力了，赶紧要转成动力才行。

第一次知道保罗·克鲁格曼是在朱文莉老师的课上，后来又读了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的一些章节，以促进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理解。后来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我还挺兴奋，总算是也读过一点诺奖获得者的著作了。

然而最近克鲁格曼接二连三公开指责中国的文章见诸报端，也许是出于民族感情的关系，我先入为主就产生反感。可是如果细分析，还是很容易找到一些论据的。克鲁格曼似乎越来越入世，越来越积极的干预国家政策走向，不想学者，倒更像是政治家的食客。莫说观点非常激烈，措辞方面就显得很不冷静，视结论大于分析。这样的文章我们小一辈随手就来，可对一代宗师而言实在是显得低档。要我从政治学的眼光看，他无非是一颗棋子，在美国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尚且握有十足话语权的时候尽可能为其经济复苏创造条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中国崛起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热衷的话题，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进出口增长恢复速度之快还是让很多老外惊悚的。事实上，中国带动的是整个东亚的经济，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经济均迅速回暖，东亚三国经济总量赶超欧盟各国总和，而中国第四季度GDP增长速度更是超过10%，总的GDP与日本基本持平，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而更令美国焦虑的是，似乎东亚是可以抛开美国自行发展的。以中国作为引擎和市场增长中心，日本韩国台湾均持有匹敌美国的技术和管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产品档次也次第排开，形成相对闭合的经济合作圈，这些国家贸易的四分之三均来自地区内部，与欧美市场相对疏远，降低的金融风险。所谓要求人民币升值和降低储蓄利息这样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的考量，倒不如说是政治的。各国均有相对均势的权利来调整自己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在国际市场的较量中，一味干涉别国经济政策显然是想分一杯羹。非常可悲的看到，克鲁格曼本人充当了这样一个爪牙，让人倍感失望。

巨人般的打工仔讲的是前微软中国总裁唐骏。最初对这个人感兴趣是因为有人说我长得很像他。仔细一看，是有些相像，但我显然长得比他舒展。后来观看了董倩对他的访谈，倒是颇为感慨。唐骏其人很单纯又很“钻营”，在我看来他成功的秘诀也是很简单的，一是自傲，二是“下贱”，三是条理。

所谓自傲，是他坚信自己总可以旗开得胜。因为语文没有及格而与复旦失之交臂，唐骏只能去北邮求学。可他所看到的不是未竟复旦之梦的挫败，而是在北邮傲视群雄的优越感。即便考试不如人，也只会想别人无非是用功，对考试不如自己的则会觉得，连考试都不如我，必然比我笨。这个时期的唐骏是异常简单和孤傲的。后来他为了去日本留学到处求人，去了美国之后自己张罗生意，不了解的行业也敢下手，很多风险都敢于挑战，起初确实有些无知者无畏，但发展到后来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就变成勇者无敌了，还是对自己的能力有相当的自信，看到什么都会觉得不过如此，别的可以做到的我也一定可以。而体现在对自己品牌的命名上，他也做的非常“过”，诸如好莱坞影业公司、第一律师事务所，都不乏浮夸，但却也是一种高视角和大自信。

而说到“下贱”，他经常通过别人不敢或者不屑采用的手段而出奇制胜获得成功。比放他为了出国在教育部门口天天堵国际司司长，为了自己的方案可以推行而坚持每天给比尔盖茨写信。这些“作践”自我的品质有时真的是成功所必须。

三是条理，特别体现在对自我身份的认识上，和对关键转折机遇的把握上。他放弃自己的三家公司而去微软从底层干起，他很清楚自己不缺乏赚钱的能力，而缺乏成大事的品质。微软是他完善自己的熔炉，而绝不因为人生有了微软便贴上成功的标签。他自己也说，他不是为任何打工的，而只是为自己打工。他塑造的不是企业的一片砖瓦，而是作为有价值的完善的自我个体。他敢于认识自我的不足，但对克服不足充满自信；又很擅长把握机会，为了发展的平台而不惜代价。平台的意义之重大好比宫女入宫，说不准哪天就有被皇帝看上的机会。唐骏的条理有体现在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因为认识了自己的角色，所以把行事准则划的泾渭分明。职能要求激励人心，则可以记住2000个员工的名字，职能要求提供公平的机会，而不与任何下属做朋友，保持员工与自己的等距关系，非常懂得单刀直入地解决问题。

本来克鲁格曼和唐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近来的认识告诉我，学术界和商界究竟哪个更清白，两界中人哪个更招人喜欢，真的都非常值得商榷。尤其是看到北大的各种学术腐败和内部打压，学术圈虚伪和权术起来会让人更加害怕和胆寒。多数人都是在算计收支的吧，以此选择人生的轨迹。政学商无疑都鱼龙混杂，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结论如何我尚未得出，无论怎样选择都靠现实检验，并且时常连选择本身也身不由已。唯一敢说的无非就是自己的认识算是有所加深，可思维方式趋于狭窄，虽还未稳固。读经济的总是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读政治的爱看权力关系，读社会学的则考究制度与代理人的互动。而我呢，综合来看，属于三者都沾一点的吧。

草草收尾。困了。

【故事一】

因为要去美国了，便跟一个美国来的好朋友纳茨琳约好一起吃饭聊聊美国的事情。她的背景挺复杂，印度裔的肯尼亚人移民去了美国科罗拉多。先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了本科，又在丹佛大学读硕士，现在又来到了海牙读另外一个硕士学位。

聚餐的地点是在她家。她跟她马克男朋友住在一起，荷兰人。从我断断续续听到的片段来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马克是空间科学的博士，在丹佛做项目的时候认识了纳茨琳，然后纳茨琳便申请了荷兰的硕士一起过来。很多疑问都不方便问，自然就不知道细节了。

聚会有我、纳茨琳和马克，以及马克的妹妹妹夫，总共五个人。可是这印度大餐并非纳茨琳掌勺——她居然从来没有去过印度，非洲出生，美国长大——而是马克的妹夫。这三个荷兰人全部都去过印度，并且待过很长时间。德里、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斋普尔、海德拉巴，言谈间闪烁着喜悦之情。然后我便问马克都去过哪些国家，他就开始各大洲的数。彼得说我应该问他没有去过哪些国家。谈到非洲的时候，马克说他去的并不多，他更喜欢看历史文化丰富的地方，比方中国日本和印度，非洲尽管自然景观非常好，但是人文的去处并不多，非常遗憾。但他正是因为去了非洲看到卫生条件之差，才决心读医学院的。

什么？我当时真的是愣了一下。空间科学的博士改行读医学院？双博士？

跟他们比，中国人真的是太中规中矩，太靠谱了。三十多岁，不着急婚姻，不焦虑事业，游遍了世界做出了读第二个博士的决定，因为非洲的见闻便决定后半生要在那里救死扶伤。何其淡定、随性、“不靠谱”。但真的，中国人几人能做到这些呢？经济条件、社会压力，很难周游世界，很难面对前途选择那么洒脱，很难平心静气读博士，莫说是三十多岁一切又从头开始。

【故事二】

海地发生地震了，学校有人热心公益，着手组织募捐和祈祷活动。甚至组织了自助晚宴，类似义卖那样来募捐善款。紧接着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飞机失事，又有人出来组织为空难遇难者募捐。

紧接着问题来了。首先，有组织者给全校师生发文说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不热心捐款这件事。他以为能来这所学校读发展研究的，都是敢于面对世界的黑暗面的人，因此也是真正想做出改变的人，他不能理解为何大家如此冷漠。

不瞒您说，我还真是冷漠人群的一份子。我的思维方式很简单：死人的事中国天天发生，我作为一个不富裕非盈利的人，不可能每次都捐款。汶川地震我捐了一百块，自己觉得不惭愧。海地当然我也同情，但遇到了也许就捐了，专程去实在有点懒。要让我当组织者什么的就更不现实了。

当然了，那个同学的那番话说的还是与心有戚戚然。我们学着这么残酷的东西，每天都在讨论这世界有如此多的不平等不正义，捐款的事就好似给良心征税。囊中羞涩弄的人也很为难很别扭。

第二个问题是，有人提出来，学生会不该参与组织对海地的祈祷活动。理由是，信仰和行政应该两分，而不该混为一谈。不该以学生会名义发文号召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欢迎参加祈祷活动。

对于这件事，我深信祈祷是没有实际作用，浪费时间生命。但学生会这么做我也觉得无所谓，不至于站出来挑刺。但很多欧美人就对此很敏感，一定要论个所以然不可。我第一个想法是“有必要么？”，然后认真一想又觉得也许是自己的文化背景让自己对此不敏感了，要以现代民主的主流观点看，我这是不具备良好公民意识的表现。

题外：我们学校全校只有201个学生，学生会其实就跟大一点的班委会似的。他们居然还成立了性别委员会，专门处理性别歧视、不平等的事务。我再次爆发出“有必要么”的想法。

【故事三】

拉美的一个男同学要来跟我学做饭。我烧茄子、蛋炒面款待。

他带了一瓶酒和两个杯子来。进楼门的时候因为要锁车，杯子就先交给我。结果我开第二道门的时候，杯子撞在门上居然都裂了。双方便很尴尬。

后来我说，别担心，我到宜家买新杯子赔你。他当时脸就舒展开来了，说，好啊。我的笑容当即就有点僵硬。但还是马上恢复正常，当做什么都没发生，继续款待他。

我并不是不打算赔给他杯子，但起码我以为他会说不用了不用了，然后我再坚持说要赔，这样我自己心里就会觉得略微舒服一些吧。我承认我很装。哎。当局者迷，这件事我的确是有点看不清。尽管这杯子是他专程拿的，但我打碎也许也不完全算我的错？况且我做饭给他吃了，食材也都是自己花钱的买的，倒抵不上两个杯子贵的。而也许他们是两件事另算的吧。

我很奇怪，也很无奈。但更多的是觉得，多了解一些他们的文化就没这回事了吧。

2月1日一早五点半起床赶去阿姆斯特丹签证。签完已过十一点，学校的课是无论如何赶不上了，索性返程到一半在莱顿下车。这半日所见倒又给我不少新鲜感，想来在海牙是有些审美疲劳了。



早晨八点，阿姆斯特丹尚未苏醒。



博物馆街边的广场，美国领事馆就在西南角。紧接着就开始排队，雨雪交加。签证非常顺利，只是等待的时间太久。跟排我前一个的瓦格宁根大学的埃塞俄比亚学生聊天。他是要去爱荷华大学交换的。他说虽然来荷兰一年有余，但哪里都没去过，阿姆斯特丹都是第一次来，平常都是关在屋子里念书的。还告诉我说你们中国发展的很好啊，来的留学生好多都是自费，家里很有钱，而且未必要努力移居国外，回国也是很好的选择，但对他来说，必须加倍努力，只有移民了才能改变自身状况，回国真的什么都没有。说的我还挺感慨的，更觉得老一辈海归难得可贵。至于一定要移民来改变命运，似乎也是无可厚非的，特别是当你来自贫困地区的时候。



签证结束埃塞俄比亚同学居然要求与我合影。合了又能怎样呢，我迟疑了一两秒。这张便是我和这个萍水相逢的人。才隔了一天我就有些想不起来他名字的拼写了。只记得一起排队，打发时间，然后一出来就疯狂找厕所（领馆内居然没对开放洗手间），然后又一起坐车去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车站。非要问我还能记得什么的话，那便是我脸白。

排我后边那位是一个巴基斯坦人，抱着国父真纳传在那儿读。想想看如果是一个中国人在等美国签证时抱着毛泽东选集打发时间是不是挺奇怪的呢。这个语境我也讲不清楚了，有些诧异又有些景仰。离开巴基斯坦后，我一直都对巴基斯坦人充满了好感。



从此图开始便是在莱顿了。刚进城的时候晴转阴。这似乎还是我来到荷兰后第一次发风车的照片。



云团席卷过来。



风雪交加，去小巷子里躲，结果发现了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会。



阴霾下的大教堂。这一带有不少莱顿大学的建筑。莱顿正是以比肩牛津的学术重镇而闻名的。



不多时又晴空万里。西欧的天气真的是难以捉摸，与其带伞，不如带防水材质的帽衫。



那贴着地平线的云彩是喜爱耍宝的小孩。



市中心的财神酒楼，其实不光是中餐，还有日料之类，想必不会太地道吧。



门口的狮子非常中国，正是我喜爱的造型。话说一直对北大图书馆门前的泉州石狮子怀有成见，总觉得不如北方的威武。



回车站时再拍一次晴空下的风车。晴的很凄冷。



古老的小城却有着一座现代感极强的火车站。反差虽大却也不觉得突兀。

完全是计划外的出行，想必错过了很多可去之处。行者自当是有些反叛的，也该是随性多过缜密。不过莱顿近在咫尺，还是会再度前往。尽管与海牙和阿姆有许多相似之处，还略有差别的水城味道仍然让人醉心。这些都是重大而美好的细枝末节。

下午三点重新回到现实生活。希望能有更多的动力。

@Fotografie Americaine，2010年赴美前夕。

三分钟快照，12.5欧元，无法再次冲洗，应该算得上我人生中最奢侈却最成功的证件照了。

韦伯、亨廷顿、阿明、阿锐基、弗兰克、布劳代尔、伯恩斯坦、沃勒斯坦、普列维什、森、罗宾逊、亚当姆斯、斯密特、吉尔平。如此等等。

可生活似乎并不真的因他们而消减了情趣。我苦思冥想究竟怎样绕进这样一个奇怪的体系，思维方法如何被吞蚀和改换，而即将揭晓的未来会是怎样架构出梦的样子。是为之努力了，却并不因此疲倦。仿佛编织的瞬间那些讨巧的指法，既是枯燥重复的，又有其跳跃般的愉悦。就是这样的感觉，如诗歌，如音乐，如好的诗歌，好的音乐，能不时地扣人心弦甚至紧张、晕眩。

不时的有夫复何求的喟叹，却隐约浮现出凄惶的一两缕游丝，如剪断的蛛网，迎着光或者能让你察觉，漫无目的、无精打采的飘荡，你永远无从计算它周身每一个微弱的力，也由此无从拿捏。

只是想到柳七的词暗暗的一酸，才感到了一点线索，就是那一瞬间折射光的角度恰好被捕获。

东方人说，良辰美景应是虚设。西方人说，没有希望，也没有恐惧。

这样的心境下，它们交汇了。

期末考试终于结束。题目的偏门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地方分权的正统和异端理论分别是怎样看待“精英捕获”问题的？反腐败的正统和异端理论的区别是否是基于它们对腐败原因的不同理解？有关民主类型的划分是否是存在问题的？如此等等。

可以想象我学业的压力么？要学高难度的专业词汇，要分析这些没有准确答案的问题，要对各种学派代表人物如数家珍，要三个小时连续奋笔疾书，和英语母语的同学同场竞技。

而关键的关键，是我对治理与民主并不感兴趣。我自己的兴趣其实还是在国际关系；尽管它们是彼此关联的，但我并非真的想一心一意以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为典范来考量什么是好的腐败，什么是坏的腐败，什么是两次制度主义，其与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革命如何交锋。我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而是提不起兴趣把它作为我的专业。一旦谈民主，必然先从自由权利谈起，如何需要一个自由市场，如何需要限制政府，如何完成地方分权，如何推进公民社会。我现在居然可以把这一套我从来都不以为然的所谓正统学说讲的非常顺溜。

我都有点想赶快把海牙这一年过完，赶快去巴塞罗那呼吸一下“国际关系”的新鲜空气。那才是我熟悉和喜爱的。

学校极有可能资助我去美国开会。机票已经订好，2月17日至25日。目前需要做的是拿到签证，落实经费，然后再置办一套西装革履，有模有样的踏上世界西半球的土地。

公务员考试成绩公布，好朋友们表现都非常抢眼，全部报考热门职位，竟然全部进入面试。真心希望大家都有好结果，也希望明年此时我也能知道自己的归处。

其他的不确定，但至少我绝不会屈就于自己不太喜欢的研究方向做博士。兴趣绝对是最大的原则了。